1月14日，学习平台报道我院好医生毛敦事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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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】原文

在苏州大学医学部，陈列着一副人体骨架标本。这是33年前，医学教育家杨汝杰教授的骨架。他是苏州第一位遗体捐献者。

33年后，2019年9月，杨汝杰教授的儿子杨培汉先生的遗体也捐献给了苏州大学医学部，用于医学研究。他的眼角膜捐献给了两位患者，让他们从此重见光明。

在苏州，登记在册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和器官捐赠志愿者中，有很多医务工作者，他们希望在自己的生命终止后，用身体为医学事业做最后的贡献，用自己的器官为患者点燃生命的希望。高新区人民医院的毛敦医生就是一位器官捐赠志愿者。

面对记者的采访，毛敦道出了自己对于“做个好医生”的理解。

【以下为毛敦医生的讲述】

我是苏州医学院毕业的。苏州医学院现在叫苏州大学医学部。杨汝杰教授身前站在讲台上教了学生三十多年，他过世后，依然站立在那里，用另一种方式教授学生。这一站又是三十多年，而且还将一直继续下去。

在我们国家，器官和遗体的捐献起步比较晚。由于脑死亡并未立法，而且死要有全尸的观念根深蒂固，所以明知亲人已经脑死亡，家属们还是不愿放弃抢救，更加无法接受把亲人的器官去捐赠给别人，至于捐献遗体就更是难上加难了。

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那是我亲身的经历。

那一天傍晚，120送来一个女孩小卫（化名），她才18岁，刚从外地来苏州打工。下班过斑马线时，被车子撞倒，头部受到撞击，送来我们医院时心跳、呼吸都已经停止了。但是医生们还是立刻启动抢救程序，经过急救，女孩的生命竟然恢复了，呼吸由机器维持着。但是，由于她的伤势实在太重，我们已经无力回天，她的离去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。

由于这是一例交通肇事逃逸案件，女孩没有家人，没有钱。我们启动了绿色通道程序，一方面积极继续抢救，一方面利用各种渠道寻找她的家人。第二天，警方通知我说，女孩的妈妈在陕西，隔天就能到苏州。我无法想象，一个母亲得知自己18岁的女儿遭遇了车祸，而且生命垂危，会是怎样一种心境。

见到小卫的妈妈，是小学语文老师，说话慢条斯理，虽然已经努力克制，但言语中仍难掩悲伤。她把女儿的照片捧在手心里，反复哭诉着，说不该让女儿一个人来苏州打工，怪自己没照顾好女儿。我是个男的，但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的眼泪竟然没有忍住。我很想告诉她，小卫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。但是我又实在不忍心，只能先安慰着她。

两天后，小卫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。那天，我对小卫的妈妈详细说明了情况，小卫已经脑死亡，心跳、血压都靠药品维持着，呼吸也是由呼吸机在维持。话还没说完，小卫的妈妈已经哭瘫在地，我相信天下任何父母都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我扶起她，告诉她，小卫肯定不希望妈妈这么伤心。

为了安慰她，我说或者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让小卫“活下去”。听到我这句话，小卫妈妈突然停止了哭泣。于是，我告诉她，我是医生，但同时也是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。通过器官捐献，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，挽救很多不幸的家庭。

听完我的话，小卫的妈妈稍许平静了些。她说，女儿从小就是个善良可爱的孩子。如果女儿的器官捐给其他人，那她就有一部分还活在这个世上，她的眼睛还能通过别人看世界，她的心脏还在别人的胸膛里面跳动。她愿意帮女儿做这个决定。

最终，在小卫妈妈见证下，小卫捐献了她的双肾、心脏和一对眼角膜。因为小卫的捐赠，有三位重病患者获得了重生，还有两位患者重见了光明。

有时候，医生也很无助。面对无法治愈的患者，他们的内心和患者的亲人一样悲哀，甚至会更难受。因为他们会感到自己的无力！医生对于患者，有时是治愈，常常是帮助，总是去安慰。当患者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，如何让他，让他的家人理解疾病、接受现实？让患者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？医生给予患者心理上的疗愈，比医疗技术本身更加重要。

每一位医生的心中都留有一块地方，安放着那些没有被治愈的病人。

作者单位：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中心

责任编辑：杨帆 梁海燕 蒋志初